有一件事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父母生前不知道，亲属也不知道。结婚后，和家人也没有说起过。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无偿献血，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1971年12月，我从辽宁省黑山县八道壕煤矿中学毕业后，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来到八道壕公社大夏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与6名同学分配到第一小队，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

记得次年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七点多钟，我们四个小队的知青出完早工，陆续从不同的劳动地点来到大队的知青食堂，正在排队打早饭吃时，只见大队会计刘震明突然跑进食堂，气喘嘘嘘地说：“知青同学们，三小队社员尹福山媳妇宫外孕，造成大出血。可医院血浆不够，家人血型又对不上，大队党支部号召知青集体去医院献血，你们赶快坐大队从林场、二小队、三小队调来的三辆马车，去医院……” 听了刘会计的一席话，我们20多名知青顾不上吃早饭，更来不及多想，纷纷跑出食堂，坐上停在大队部院内的三辆马车。因为我离刘会计身边近，他拉着我上了第一辆打头的马车。

大队离公社卫生院大约有12华里的路程。马车出村子向西坡下行进将200米，就是水深约半米、宽约30米的羊肠河。平日走到河边，车老板都会让马车减速慢走。可那一刻，车老板把鞭子一甩，啪的一声，随着鞭响，驾辕的马和前边拉套的两匹马，奋蹄往前蹿，踏入河中。马车軲轮在河中卷起波波白浪，掀起的河水和马蹄溅起的水花散落在我们的脸上和身上，感觉凉飕飕的。过了羊肠河，马车行进到南营子村坑洼不平的岩土道路上，颠岥了一段时间，马车才行上平坦的乡间公路。路好走了，马车的速度也加快了。可我们坐在车上，仿佛看见了病人焦急和痛苦的面容，还感觉不到马车速度在加快，一时恨不得让马车飞起来，一下子落到公社卫生院。

大约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到达了公社卫生院，来不及与在住院处的尹福山家人寒暄，刘会计把我们直接带到二楼验血室。医务人员让我们稍坐片刻后，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和胳膊静脉消毒，抽取血液标本进行血型配对。采完血后，我们在走廊里等待血型配对的结果。时间一秒一分过去了，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验血室的门。终于看见医务人员手拿着化验结果从验血室走出来，并念出将参加抽血人的名字。20多名知青，只有我和周雅兰、杨明等四人是O型血，并与尹福山媳妇血型配对成功。随之，我们四人跟着医务人员走到二楼东边的采血室，医务人员没有让我们进去。而是让我们在窗户口前一个长櫈上坐下，然后叫我们的姓名，并一个接一个的将胳膊伸进窗户下面一个半圆形的木板口中进行抽血。

因为是第一次抽血，我们当时只十七、八岁，心里都有些紧张，胳膊也不时在颤抖。如何抽的血？我们在窗户前根本看不到。抽多少血？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医务人员不停地说：“不要紧张，放松点!”

抽完血完后，医务人员告诉我们说：“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年龄，每人抽了220CC,可以满足病人的需要了。“ 还关切的说：”一两天后，会有犯困的感觉，过几天就会恢复正常，你们放心吧，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当时我们血气方刚，没有想那么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切为了抢救病人。

那个年代和现在义务献血不一样，医院对献血者按每百CC给予经济上补偿，还给红糖票和鸡蛋票，可我们四人都没有要，让大队刘会计都送给了尹福山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有多么高尚的境界，而是当时我们起早贪黑的出工劳动，一天才10分工分，到年底分红时，每10分工分也得不到一元钱。我们不可能舍得花些辛苦钱去买红糖和鸡蛋，给自己保养身体。再说，尹福山媳妇刚刚做完手术，这些钱和食品对她来说比我们更需要。我们这样做，让尹福山的家人很感动，他媳妇康复后，尹福山真心实意的几次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以表感谢，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

这次献血，对我们来说不是大事，但在整个大队村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轰动，社员们都感叹地议论说：“尹福山媳妇有福啊，多亏了这几个孩子！”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当时献血的情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心里总是美滋滋的。